然而,任何触及根本的变革,总会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
“弘文馆”的设立,以及其对传统学问的推崇,无形中挤压了那些依靠注解西学、鼓吹“新政”而迅速蹿升的年轻官员的空间。
这些人大多出身寒微,凭借机敏和对外来知识的快速掌握得以晋身,将西学视为打破门阀壁垒的捷径。
如今风向转变,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股暗流很快蔓延至“共管区”。
沈墨等人虽竭力维持平衡,但衙署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
一部分官员坚持安若欢定下的“以我为主,取长补短”的方略,在格物院埋头钻研切实可用的技术;另一部分则对“弘文馆”的设立欢欣鼓舞,认为正本清源的时机已到,在处理政务时,开始有意无意地强调传统规制,对带有西鹰色彩的事物表现出过度的排斥。
这种分化在一次关于是否引进一种西鹰改良纺车的议事中爆发了激烈争论。
支持者认为此车效率远超本地织机,利于民生;反对者则斥其为“奇技淫巧”,恐使民众耽于物欲,丧失勤俭之本,更担忧依赖西鹰技术会受制于人。
双方引经据典,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将衙署的屋顶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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