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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五章 :臧否(1/7)

王铎最先出列。

他是左相,为众臣之首,持笏行礼後,自然要先定大基调:

「陛下问大唐兴亡,臣以为,当先言制度。」

「唐初为何强?

不是只有太宗英武,更是兴於制度整饬。」

「太宗当然英武,收拾天下,能灭东突厥,能以李靖、李世积、侯君集诸将用兵四方,可若只有太宗一人英武,也不过是又一个马上豪杰。」

「太宗、高宗之时,三省六部各有职分,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奉行。

皇帝能总其纲,而宰相能任其责。」

「国家之事,不尽决於一人喜怒,也不散於百司推诿,所以能用人,能纳谏。」

「而朝廷之议可任於六部,六部之令,可承於州县。」

「而州县造册,户籍、田亩、租赋、役法,皆能一一落实。」

「所以太宗说要轻徭薄赋,地方真能少扰;太宗说要征高昌、伐突厥,军粮、府兵、驿马、器械便可从全国调用。」

「此正是经制规矩,吏治清明,自可稳定社稷。」

「尔後,武後虽改唐为周,臣等自然不敢称道其篡位之事,可只论治政,她能大兴制举,拔用寒俊,打击旧族,清顿吏制。」

「开元之初,玄宗又用姚崇、宋璟,裁冗官,整吏治,减佛寺,修漕运,所以开元能兴。」

「玄宗前期,君相之间尚有纲纪。

安史之後,皇帝困于禁中,宰相不得专政,门下封驳渐成虚文,中书决策又多受内廷、禁军、藩镇牵制。」

「到後来,天下大政不出政事堂,却出於宦官、神策、藩帅、党人之手。」

「所以唐兴在於制度兴、吏治清;唐亡在於制度亡,吏治坏。」

王铎说到这里,看了一眼赵怀安,微微停顿,声音更沉:

「凡国家兴亡在於政,在於人!」

「若政有所归,人有所任,虽天下之大,亦能纲举目张。」

赵怀安点头,对王铎所言的制度与官员的关系非常认可,虽然王铎一句话没提过老百姓,但从执政的实践来说,官员治理、制度建设,的确是王朝发展的绝对核心。

王铎又道:

「臣想举文宗甘露之变为例。」

「文宗不是昏君,他也知道宦官之祸,想诛仇士良、鱼弘志等人,可外朝宰相李训、郑注谋之再密,最後也败了。」

「为什麽?

因为神策军不在皇帝手中。

皇帝坐在宫里,却不能调动守宫的兵。

仇士良等宦官一反制,天子反受挟持,宰相死,朝臣死,外朝胆裂。」

「何至如此?

天子凡受家奴所制?

便是当年在制度上,设了神策中尉之制,如此天子之兵尽为宦官家兵!」

「如此因果,实早就注定。」

「所以治国便是立制,国朝兴衰无不围绕此而动乱。」

王铎说完後,退下了,右相张龟年出列:

「陛下,臣接王相之言,再言举士与地方。」

「只因朝廷有中央与地方,欲定地方,必要举刺史、县令。」

「所以朝廷能否任士於地方,决定朝廷是否能控制地方!」

「唐之官制,前期能兼取门荫、荐举、科举,贵族有其用,寒士亦有上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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