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闲没进内堂。

他在街对面找了个茶摊坐下。

“周七。”

“先生。”

“你坐在门口数人。”

“数什么。”

“辰时到午时，进堂口多少人，出多少张纸，抬多少箱进后院。”

“记数我在行。”周七说，“在铺子里记过两千包。”

“那就记。”

周七拿了根炭条，蹲在墙根去了。

“老陶。”

“先生。”

“你去街坊打听一件事。”

“问什么。”

“问这条街上，谁家卖了地。”

老陶挠头。

“卖地的多了去了。”

“就问卖地的人家，买的是什么。”

老陶去了半天。

晌午回来，脸色不好看。

“先生。”

“说。”

“卖了两家。”

“买什么了。”

“东头那家，卖了六亩水田，买了一块牌。”

“什么牌。”

“针王牌。”老陶说，“木头刻的，三十个钱。”

“买一块牌子，卖六亩田。”

“说是挂着不生病。”老陶压着嗓子，“西头那家也卖了，卖了三亩，买了两块，给两个儿子一人一块。”

“现在呢。”

“东头那家的老娘，上月还是病了。”老陶说，“没去请大夫，先去堂口磕头，磕了三天，人没了。”

“西头那家呢。”

“西头那家没病。”老陶说，“可他家那三亩田，今年种的谷子，卖了再买不回来。”

赵闲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一下。

“再说。”

“街上人说，堂口一天进的钱，比东头那家药铺一个月还多。”

“这话谁说的。”

“药铺的伙计。”

午后，周七也回来了。

他把炭条记的一张纸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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