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很多年过去了。

京里换了一任知府，又换了一任。

伤兵营的簿子，记到了第三十七本。

《医典》重修了两回。

柳家的印，局里用旧了，又刻了一枚新的。

那条巷子还在。

米铺换了东家，布庄的招牌换了三次。

巷子当中那一间，还是那一间。

没有匾。

案是旧的，椅子也是旧的。

铜壶换了三个，一口比一口大。

坐堂的人，还是那一个。

头发全白了。

背有点驼，可手上稳。

那些年，他看过的病人，自己都数不清了。

本子换了三十几本。

每一本上，记的都是病，不是人。

有一年，北边修了一条官道，从京里一直通到海边。

道修好了，走的人多了。

有跟着货船走的人，有跟着药车走的人。

也有背着药箱走的人。

那些人里，有的认识他，有的不认识。

认识的，路过这条巷，进来坐一会儿。

不认识的，问一句路。

问完了，走了。

年年都有人问。

问的都一样。

“回春堂，在哪儿。”

后来有一天，他坐在堂里。

那天没有人来。

日头从东边的窗子进来，落到案上，又从西边的窗子出去。

铜壶里的水开了又凉，凉了又开。

到下午的时候，门口进来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背着药箱。

箱子很旧，边角都磨毛了。

年轻人走进来，站在门口，看了看屋里。

“老先生。”

“嗯。”

“跟您打听个地方。”

“你说。”

“回春堂，”年轻人说，“在哪儿。”

赵闲抬起头。

他看了那个年轻人一会儿。

“从这儿出去，”他说，“往东。”

“往东走到头？”

“往东走到头，过一个桥，拐过去。”

“拐过去，有一间堂，没有匾。”年轻人问，“是那一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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